王夫之的思想主张

1、王夫之反对在历史运动之外谈论“天命”、“神道”、“道统”主宰历史，主张从历史本身去探索其固有的规律，“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他说的“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现实过程,“理”,是体现于历史现实过程中的规律性。他肯定理势相成，“理”、“势”不可分，理有顺逆之别，势有可否之分。人们的历史实践有各种复杂情况，形成历史事变的复杂性，应当“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别不尽然之实”，从“理成势”和“势成理”等多方面去探讨，才能阐明人类史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规律。

2、在王夫之看来，在物体的存在方式之外再去假定一种独立的、逻辑上优先的气的存在方式的做法是错误的，而认理为体、认气为用的做法也是错误的。在他的本体论系统下，理和气互为体用，是以现实世界背后并没有任何隐藏的“体”，实有世界只不过是“气”以及其用：“器”。

3、“形而上”者，当其未形而隐然有不可逾之天则，天以之化，而人以为心之作用，形之所自生，隐而未见者也。及其形之既成而形可见，形之所可用以效其当然之能者，如车之所以可载，器之所以可盛，乃至父子之有孝慈，君臣之有忠礼，皆隐于形之中而不显。二者则所谓当然之道也，形而上者也。“形而下”，即形之已成乎物而可见可循者也。形而上之道隐矣，乃必有其形．而后前乎所以成之者之良能著，后乎所以用之者之功效定，故谓之“形而上”，而不离乎形。(34)

4、(45)周兵：《天人之际的理学新诠释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思想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171页。

5、(53)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369页。

6、“心”字有“术”字在内，全体、大用，扩之而有其广大，充之而有其笃实者也。此一“心”字，是孟子“万物皆备于我”里面流出来的，不成心之外更有一王道！(90)

7、(2)欧洲：启蒙运动是新兴资产阶级进行的一场反封建斗争。(王夫之的思想主张)。

8、(51)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675页。

9、故由性生知，以知知性，交涵于聚而有间于中，统于一心，由此言之则谓之心。顺而言之，则惟天有道，以道成性，性发知道；逆而推之，则以心尽性，以性合道，以道事天。(48)

10、总括上述,王夫之的法律思想如同他的哲学思想是对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批判总结一样,也具有对传统的封建法律思想批判总结的意义。恩格斯在评论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时指出:“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作为清初启蒙民主主义思想家重要代表的王夫之,他的思想也具有这样的特性。他粉碎了宗教的神学世界观,清算了统治思想界达五百年之久的唯心主义理学,抨击了至高无上的专制皇权,并把治事和匡时救世联系起来,这些在他的法律思想中都有反映。

11、王夫之延承了张载的“气聚而为万物，万物散而为太虚”的观点。他认为，有形与无形不过是气显现自身的不同阶段，气自世界形成之初便存在了，并且不断转化运动。王夫之赞同张载对于宇宙的最初状态的描画种无形无体之气，张载称之为“太虚”。这种描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佛教所说的“空”，或道家的“无”，然而，正如王夫之所言：“人之所见为太虚者，气也，非虚也。虚涵气，气充虚，无有所谓无者。”(11)船山的宇宙论似乎更倾向于张载的另外一个术语“太和”——张载用以形容“道”。船山常常将“太和”与《周易》中的“铟绲”相连用，他形容“絪媪”为“太和未分之本然”，而在两气相荡之中，已有“其必然之理势”。(12)由此可见，王夫之认为世界的原初状态是动态的，并且在此阴阳相会中蕴含着完美的、和谐的内在秩序。在世界尚未分化为万物之时，气即已经在不断地运动，和谐地转化，换言之，气的特点便是阴阳之间的运动、衍化，而此过程本身即含有内在秩序。我们下面就要阐释这个内在的“理”。

12、王夫之把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明确地归结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认为“万殊之生，因乎二气”。他提出“乾坤并建”，“阴阳不孤行于天地之间”，肯定矛盾的普遍性。任何矛盾都是相反相成的，一方面“必相反而相为仇”，这是排斥关系；另一方面“相反而固会其通”，这是同一关系。这两重关系，不可分割，“合二以一者，就分一为二之所固有”。

13、心物(知行)之辩——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凭借感官心知，进入世界万物声色之中，去探寻知晓事物的规律，这才是认识世界的途径。也就是说，知识是后天获得的，非生而知之也。

14、王夫之批判君主专制；提出唯物辩证法思想。影响：哲学思辨代表着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顶峰。

15、他的思想属于唯心主义思想，“动而成象则静”，“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动而趋行者动，动而赴止者静”。

16、宋明理学、特别是程朱学派认为，性是天命于人的，人、物皆得天理以为性，由于这同一个天理使得不同生物之性成为可能，因此人与其他生物分享同一个性，其不同在于气禀之差异，气禀之清浊决定了善恶智愚。然而，王夫之拒斥了这种人物同生的说法，他认为，性由构成生命之材质所决定，人禽来自于不同的气，故而必有不同之性。植物之性包含荣、枯，动物之性包含知觉、运动，另方面来说，人类之性包含道德本质——生不过是道在人类存在中的显现，而正是这一本质将人类与禽兽区分开来。王夫之有言：“天道不遗于禽兽，而人道则为人之独。”(36)他的人性论的中心是，“道”实现而成为人类的本质：

17、(86)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663页。

18、(1)中国：明清之际反封建民主启蒙思想从本质上并未摆脱传统的儒学范畴，不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主张。

19、(16)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660页。

20、王夫之认为“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差异是：形而上指的是“事物之所当然”(howthingsoughttobe)的隐而未见的蓝图，而形而下指的是现实的事物。他说：

21、王夫之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以夷变夏”和“夷狄乱华”。在这场历史巨变中，王夫之亲历了新旧王朝更替所带来的个人痛苦和族群痛苦，满清入关后的民族屠杀和民族压迫政策更导致了大量的民众死于非命、流离失所。“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之类的大屠杀深深地伤害了明朝的士大夫，也伤害了明王朝统治下的广大民众，因而，在这一背景下的夷夏之辨就不仅仅是王夫之的“个人意识”，而是受难大众的“集体意识”。

22、这12个字实际上就是对宋明理学的一个大致回应，说明王夫之的思想主要还是对宋明理学而总结和发挥。如果我们结合王夫之的人生遭遇，就明白他为什么把思考的重点放在宋明理学，因为宋明时代的思想对明朝灭亡的关系最为密切。我们前面提到，宋明理学最核心的概念有4个字，叫“理气心性”。为了简化，我们也可以围绕这4个字来分析王夫之。

23、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中，对“道”与“德”的内容及其关系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人们对于一般的“道”，应该遵循和笃信，而对于具体的“德”则应加以变通和弘扬。

24、唯物思想：“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

25、总而言之，王夫之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形而上学体系。他将朱子学所割裂开来的“理”与“气”这两个本体论范畴整合了起来。传统上常常将“气”看作是种盲目力量，需要“理”之规范。这种观念可能导致一种认为王夫之的本体论是“气一元论”的误解。他的理论并未置“理”于不顾，王夫之的一元论毋宁说是“理一气一元论”——理内在于气，而气本身必然具有自我调节性。在朱熹看Ｅ来，理在本体论上，或者至少在逻辑上奠定了气的基础，理使得气成为可能。而辑王夫之则认为气是理的本体论基础，是理的显现与完成。他的“理一气一元论”，或者“理在气中”的哲学思想也同时构成其心性论的基础。

26、王夫之的人性论基本上沿袭孟子学派的思想：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性中包含“四端”，“端”指的是其处于开端状态，有待扩充，而王夫之则进一步将性之全体界定为人类存在的初始及其发展状态，换言之，王夫之将人们所说的“性”理解为人类的潜能，他说：“原于天而顺乎道，凝于形气，而五常百行之理无不可知，无不可能，于此言之则谓之性。”(35)这说明，他将“性”理解为充满了无限潜能的存在状态，而不仅仅是生来便预定了的“本性”。

27、(2)欧洲：打击了专制世俗统治，开启了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革命浪潮。

28、揭示“名”、“辞”、推的辩证性质。王夫之提出“克念”，就是说人能够进行正确的思维。王夫之把概念看作一个过程，既不可执着概念而使之僵化，也不可把概念的运动看作是刹那生灭，不留痕迹。

29、(52)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573页。

30、(18)王夫之：《周易内传》，1980年，第617页。

31、(14)“Dangler”意为无挂钩的“悬宕”。J.J.C.Smart用“nomologicaldangler”来指心理事件对行为无法提供任何解释作用的空荡地位。此处“形而上的悬宕”(metaphysicaldangler)指的是朱熹哲学中的“理”只占有对实在世界没有任何影响的空荡地位。

32、整体言之，在王夫之看来，道德情感构成了人之“性”，这四种道德情感能够发展成为仁、义、礼、智四种美德，它们同时是构成道德的基础。因此，道德之所以可能来自人自身、是人的存在与努力使得道德成为人类现实。道德是内在于人的，并且是人类本质所自然发展而成的。王夫之的这种人性论也通向了其道德心理学，也就是研究道德情感之发展的理论。

33、王夫之虽然重视法的治世作用,但他否认法律万能,主张法应与教化相结合,即所谓“任法”兼“任道”。他论证了儒家关于“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以及“刑德相辅”的传统思想,说:“法无有不得者也,亦无有不失者也。先王不恃其法,而恃其知人安民之精意；若法,则因时而参之礼乐刑政,均四海,齐万民,通百为者,以一成纯而互相裁制。”由于王夫之强调“牧民之道”在于“教养合而成用”,因此,他反对一味用刑,一切“援之廉访提刑之官”,而使“学校兴废无所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