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
1、 晚明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尚且处于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既给社会带来了新的活力，也伴随着它的与生俱来的“原罪”。马克思所说的“不仅有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苦着我们，而且有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不够的情形苦着我们”的情形，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已初步展示出来。为此，顾炎武作了富有价值的探索。
2、 顾炎武的“理学，经学也”，意在纠正空疏之学的流弊，使理学回到经学的轨道上。他树立经学，提高经的地位，而抑制理学，说舍经学而言理学就导致禅学。这一论断对“理学”的打击是沉重的。因为它是在理学盛行，特别是陆王心学控制整个社会风气的情况下被提出的，所以具有解放思想的作用，梁启超对此评价说：“有清一代学术，确在此旗帜下而获得一新生命。昔有非笑六朝经师者，谓‘宁说周、孔误；不言郑、服非’，宋元明以来之谈理学者亦然，宁得罪孔孟，不敢议周、程、邵、朱、陆、王，有议之者，几如在专制君主治下犯大不敬律也。而所谓理学家者，盖俨然成一最尊贵之学阀而妇视群学。自炎武此说出，而此学阀之神圣，忽为革命军所粉碎，此实五百年来思想界一大解放也。”(《清代学术概论》)然而，“矫枉”未免“过正”，“理学，经学也”的命题虽然没有否定理学，却抹去了理学的独立性。事实上，理学不应等同于经学，它是经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比原始的经学更为理论化，它以儒家思想为本位，吸收了道家和佛家的一些思想，使儒家思想体系进行了一次自我更新、自我完善。梁启超对此又有另一方面的评论：“‘经学即理学’一语，则炎武所创学派之新旗帜也。其正当与否，且勿深论一以吾侪今日眼光观之，此语有两病。其以经学代理学，是推翻一偶象而别供一偶象。其理学即哲学也，实应离经学而为一独立学科。”(同上)
3、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
4、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客居山西的顾炎武有心还乡，启程时却因年老体弱，摔下马背！临终的昏迷中，他回忆平生：南明灭亡时他面对绝食殉国的嗣母，发下“誓不仕清”的誓言；他因“反清复明”身陷文字狱，却因《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未成而不敢轻生；虽然自己坚持要做明朝遗民，却将唯一的弟子送进清朝“博学鸿儒科”的考场；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顾炎武向少年康熙解读生命叩问：“何谓亡国，何谓亡天下？”……
5、 顾炎武所论说的徽州商人勤俭致富的精神，与马克斯·韦伯论说的促进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的新教伦理精神虽不同但亦具有一些相似之处。他认为，徽州商人们之所以能够致富，首先在于勤俭。他说：“新都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
6、顾炎武说，唐代名臣刘晏曾提到“官多则民扰”。宋太祖也有一句名言：“吏员猥多，难以求其治。”他认识到，冗官对于政治管理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宋太宗时代，监察御史王齐上疏，也涉及冗官扰民的情形：“官多则事繁，吏多则民残。欲事不繁，莫若省官。欲民皆安，莫若省吏。天下所以未极清净者，由官吏多之故也。”就是说，官多，则行政事务繁多；吏多，则百姓受压迫惨重。要想避免政事的烦杂，最好就是裁减官员。要想减轻百姓的负担，最好就是裁减吏员。现在天下所以不能真正实现安定清平，就是因为官吏过多的缘故。
7、 为了解决“今日盐利之不可兴，正以盐吏之不可罢”的问题，顾炎武坚决主张食盐的自由贸易，力主撤消设置“盐吏”的“掩耳盗钟之政”。他认为商品的流通有其因“地利之便”的自然规律，不是国法所能禁止得了的；改变由国家垄断食盐贸易的局面，不仅有利于国计民生，而且有利于澄清吏治。
8、顾炎武曾经到山西考察，人们听说顾炎武来了，都纷纷前去迎接，想看看这位闻名天下的大学者的风采。
9、《日知录》卷八有《省官》一条。顾炎武写道：刘秀实现了光武中兴，然而海内人口算一算，只有原先的百分之二三十。刘秀笑着说：现在边地根本没有多少户口，设置行政长官进行管理，好比《春秋》“素王”一样。于是省并地方行政单位以及官僚职务岗位的设置。刘秀提出的原则是：“兵革即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至乃十存一焉。”说战争已经结束，应当减轻社会的负担，公文往来，劳役征发，都应当减省，保留原先的十分之一就可以了。顾炎武于是说，“以此知省官之故，缘于少事。”说由此看来，正因为“少事”，所以才做到了“省官”。他接着说，现在公文铺天盖地，官司泛滥成灾，主政的人因事情琐碎杂乱难以胜任。这种情形走到极点，又不得不增加官吏，难以实现效能的提高和政治的安定。
10、 二是专制统治者对某些经济部门商品贸易的垄断。顾炎武以食盐贸易为例，指出由国家垄断食盐贸易的主要弊端在于，它只有利于盐吏们大量侵吞国税，又阻碍了食盐的自由流通，造成了民生的困乏。他说：“今日盐利之不可兴，正以盐吏之不可罢，读史者可以慨然有省矣。”这一论述，与马克斯·韦伯所论说的儒家士大夫为维护其乱收费的特权而阻挠自由贸易的观点真可谓不谋而合。
11、 明代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在顾炎武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如何解决经济领域中的非经济因素与商品经济发展的矛盾？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中国社会的土地问题、奴婢问题，以及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如何通过发展生产来推动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如此等等，成为顾炎武着重加以探讨的问题。
12、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
13、 为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他认为国家的货币政策的制定应该遵循“钱者，历代通行之货，虽易姓改命，而不得变古”的原则，反对以帝王的年号铸之钱文。他认为“尝考之于史，年号之兴，皆自季世”，只有末世君王才热衷于把年号铸之钱文；至于所谓“论今据古，宜载年号”之说，乃是不懂得以货币为“永世流通之术”的愚昧观念。
14、复旦大学教授、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认为，这本书的价值和研究方面都有新的认识，浙江大学的古籍所束景南教授也评价全书解决了“汉学与宋学之争”、“顾氏是否崇信朱子理学”、“顾氏学说对后世的影响”学术争论。
15、顾炎武综合历史上诸多有识之士的意见，提出了一条重要的治官定律。他说：“官多则乱，将多则败，天下之事亦犹此矣。”官僚多了会造成混乱，将军多了会导致战败，天下的事其实都是这个道理。
16、这件事让顾炎武知道了，直怪那朋友多事，非要把名帖讨还不可。朋友不肯讨还，他索性在大街上贴告白，声明那张名帖是假的，弄得钱谦益十分尴尬。
17、顾炎武把全国各地的山川形势、物产税收、人口村落等记录下来，写成了一部著作，就是著名的《天下郡国利病书》。
18、 顾炎武似乎已经意识到商品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经济的道理，在《菰中随笔》卷二中，他分析了商品经济的盛衰与交通状况、民居多寡的关系，更注意到法治对于保障公平贸易的重要作用。顾炎武认为，要保证贸易的公平，使交易的双方都能“各得其所”，就必须有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法律，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匪法曷均”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