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简介
1、卡夫卡活在100多年前，但他却活出了现在年轻人的风采。他不仅是隐形人口的一员，还喜欢熬夜。可是，他丰富的夜生活只献给写作。他喜欢晚上11点坐在桌子前，开始写作，写到上下眼皮打架为止。他只用一个晚上就写出了《判决》，仿佛只有夜晚才能给予他喷涌的灵感。
2、在《审判》与《城堡》，年轻妇女在各自系列的片断扮演不同的角色，她们合起来形成一个特殊且不断扩散的系列，贯穿并影响了所有系列，她们的作用如同一个讯号，加速系列的进程，接近或远离，K无论是激励她们的欲望，还是被她们诱发的欲望——接触、联络、比邻性。社会投资本身就是情欲，她们从属的社会领域沿着不受限的路线，欲望不受限制的方向外逃，以达到角色的峰顶。如大学生强暴洗衣妇时，她让K等人及会场本身从法庭门口逃走，如莱妮让K逃离叔叔以及整个社会领域的在场，把K与诉讼推远。也就是说，通过“她”来揭示人们原以为离得很远的东西的比邻性，由“她”作为联络来恢复或建立持续的力量。从动物变人，人变动物，发展为她之变，如莱妮的长蹼手指，《变形记》里的妹妹既是昆虫的女佣也是商店雇员，在《美国》女佣强暴K致他流亡异乡，“她”的拆卸与形成，作为受影响的变，既是接触，也是联络更远的比邻性。接触是在隶属家庭(姐妹)对应运动的自由权；联络是被套牢在官僚机器上的(女佣)对应话语的自由权；比邻性则是各个机器的容易外逃的交叉点(娼妓)对应欲望的自由权。
3、有种说法是，某次跑工地调查时，卡夫卡看到工人们在大晴天穿着雨衣工作，他一问究竟。那一片鸟特别多，工人们怕鸟屎落一身就穿上了雨衣。在这个故事的启发下，卡夫卡他发明了一种帽子，使工人们更加安全。这就是第一批平民可以用上的安全帽。
4、凝望墓碑，只有叹息。不敢设想，卡夫卡如果活到了二战爆发。爱因斯坦逃离了德国，茨威格逃离了奥地利，孤独的卡夫卡有可能逃离布拉格吗？他能摆脱与妹妹们一样的、与那些艺术家一样的结局吗？命运的幸或不幸，真的难以界定。
5、无论是兄弟式的二人组，或父-母-子等稳固的三角关系，卡夫卡并不痴迷于巨匠们的写法，反倒将自己的单元概念贯彻到底，开辟了一个内在性的领域。领域内的体系不是被权力压抑或用权力压抑的人，不是萨德式对权力的欲望，而权力即是欲望。欲望跟配置与部件(分)结为一体，与机器(整)的权力结为一体，权力是线性的，它的运行依靠比邻性，而不靠落差。《审判》中的K既是律师，也是法官，该官僚体制是事态中的欲望，是平等的配置本身在运作，将其推向为一个整体。欲望的本质是多义的，它可以是官僚主义，资本主义，甚至纳粹主义的欲望，这些欲望通过机器的运作呈现出一个新的配置，或在它们已有的基础上进行拆卸，依然通过线性的权力将其连接，即便改头换脸，权力的性质依然是不变的。各国政治的强化让压迫者与被压迫者难以区分，欲望也变得模糊，文学机器的运作让动物之变开始出现，即一场绝对的脱离领土的运动。欲望处在由大机器从事的该运动的两个共存的状态：一方面，欲望依附在某片段某事态的内容形式上，凝结为表达形式；另一方面，欲望将在一个自由的表达方式的引领下，拽着变了形的内容，以达至内在性或正义领域的无限性——属于欲望的真正出口——发现内在性配置，拆卸这些配置，欲望(权力)利用配置将自身脱出。
6、袁可嘉等人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在论及《变形记》时认为，它是20世纪西方文学中一篇重要作品，因为它尖锐地触及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许多带本质性的问题，如异化现象、人的灾难感和孤独感。索绍武在《亦幻亦真好精彩》一文中指出，由于卡夫卡处于一种“孤岛般”的环境，使卡夫卡产生了“异乡人”的失落感和异己感，格里高尔的极度悲凉的心情、孤独的感受，及凄惨的命运，实际上是作家本人内心的外化与宣泄。也有论者提出，《变形记》表现了卡夫卡对社会的批判和对自我批判的对立统一。作家将“异化”的批判与由于一种深沉的愧疚感和自觉的负罪感所引起的自我批判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7、但是，一回到家中，他就变成了一只不受父亲待见的甲虫。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完美地继承了犹太人善于经商的基因，白手起家，从经营一间高档时装礼品店到拥有自己的品牌。卡夫卡算是一个非典型富二代。像很多富二代一样，小时候的他缺少父母的陪伴，长大后的他因为职业被父亲讨厌。与典型的富二代不一样的是，他想买什么，父亲就不给他买什么。在卡夫卡家里，父亲掌握绝对权威，父亲说什么全家人就必须照着做。
8、布拉格城区不大，完全可以以步行方式畅游。拿着地图，走进一条老街，再走进一条老街——几百年旧貌依旧的城市，想找一条新街也难。不变的街道，不变的广场，不变的建筑，为我们参照地图寻找卡夫卡一九二四年去世之前生活过的地点，提供了具体的历史场景。
9、这首《寒夜》出自清代大才子袁枚。卡夫卡是袁枚的粉丝，曾经两次在自己的作品中引用袁枚的诗。
10、通过这些配置进入《审判》，在德勒兹和迦塔利看来：《审判》中一切都是假的，连法律也违背康德的法则，把撒谎拔高到普遍规则的地位。凡是人们认为有法律的地方，只有欲望，仅此而已，法庭是欲望而不是法律，正义之所以无法用表象加以描述，因为它就是欲望。K曾把法庭比作一场政治集会，两个阵营在欲望与法律之间发生的事并不重要，政治的大事发生在别处的甬道里，人们讨论欲望与权力的真正问题。因此，K坚决摒弃法律的超验性，在他与欲望之间不需要他人的介入，所以放弃了律师代理，要追随自己的欲望，无尽无休地写作。《审判》把超验性的所有依据拆解为部件，在欲望中，没有东西可供审判，法官本身充满欲望，法庭只是欲望的一个内在的进程，一个用比邻性组成的连续体(邻接是连续的局部构造)，展现出内在性的“无限延宕”，是拆卸机器和形成配置的整体，如K在《城堡》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欲望：在于建立或保持与城堡的“联系”。
11、卡夫卡一生三次订婚，三次悔婚，离41岁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因肺病引起喉咙疼痛，无法吞咽食物而饿死。他笔下的主角总是孤零零的，要么一觉醒来变成了被家人嫌弃的甲虫(《变形记》)，要么刚起床就被逮捕(《审判》)，要么莫名其妙成了全村的敌人(《城堡》)……
12、本套书选自德国菲舍尔出版社1994年的校勘本《卡夫卡全集》，包括作者创作的(生前发表和未发表的)全部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之所以选取这个负有盛名的校勘本，是因为它忠实地根据卡夫卡的手稿，既保留了原作无规则的标点符号和异乎寻常的书写方式，又突出了原作完成和未完成的两个部分，同时也纠正了其他一些版本的错误，原原本本地再现了作者手稿的风貌。
13、我小时候读到这里，感动。卡夫卡境界是高的。我从小也想写，写后烧，真是少年不知“烧”滋味。烧不得的！但境界真是高。卡夫卡像林黛玉，肺病，也爱焚稿，应该把林黛玉介绍给卡夫卡。
14、但当他在某个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后，一切都改变了。老板抛弃了他，父母再也无法接纳他，就连他最爱的妹妹，最后也决定将他驱逐出家。
15、卡夫卡的许多作品都描述了职场对人的压抑，用评论界的话来说就是现代化城市中“人的异化”问题。捷克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副馆长葛婉娜女士告诉笔者，这本书适合于对卡夫卡有一定了解的读者，尤其是那些对生活有些困惑，或是感到孤独和压抑的人们，通过读这本书，他们会觉得有许多共鸣。书中就写到了这点，我们容易将这些感觉和卡夫卡本人以及他日常赖以谋生的工作联系起来，长篇小说《审判》的主人公银行职员K，在许多方面都很像作者本人。葛婉娜女士在读这本书之前也认为卡夫卡就像他笔下的人物那样，但其实并不是那样，也正是因为这样塑造人物的想象力，才让卡夫卡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16、后来买来一张《卡夫卡的布拉格》地图，上面标有布拉格与卡夫卡有关的三十四处地点，这座雕像为最后一处。雕像2003年落成，位置即在犹太人区的中心——卡夫卡成长与生活、工作的区域。雕像出自捷克雕塑家JaroslavRona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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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在布拉格，我先后去了三个墓地。最初寻访到的两个，最有名，拜谒者也很多，但是，没有找到卡夫卡。
19、在老城区，距卡夫卡雕像不远处有一旧犹太人墓地。据介绍，在布拉格历史上，犹太教徒曾经只被允许在被隔离的一定地区内生活，而且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在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犹太人一直受到差别对待。旧犹太人墓地就在这一犹太人居住区内。
20、第二天早晨，家人冷静地接受了这一切，觉得从此卸下了沉重的包袱，他们决定这一天暂不工作，去郊外旅游，以纪念新生活的开始。
21、任卫东的《变形：对异化的逃脱》一文，则更为深入地对变形的实质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变形是对异化的反抗。长期以来，格里高尔一直处于担负家庭经济生活责任和个人愿望的互相矛盾中。然而，为了替父母还债，他不得不压抑自己想摆脱这种强制性劳动的愿望和对自由的向往，劳动成为压抑个性、驱使他异化的力量，这种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愿望，最后在以身体变形的形式中得以实现。变形，“一方面是对异化劳动的摆脱，而且是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摆脱，变形成了格里高尔逃避工作的最佳理由；另一方面，变形是实现人性复归的第一步。变形以前，异化劳动使格里高尔丧失了人的本质，沦为非人，家人把他看作挣钱养家的工具，老板和上司视他为连病都不能生的工作机器。以‘人’的形式出现的格里高尔，是不具有人的本质的‘非人’”。作者进而指出，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就马上抱怨起自己的工作，这说明他在潜意识中，已经将工作与变形联系起来，实际上，变形是人物逃避和反抗异化的一种下意识的行为。
22、需要什么家具？当然是一扇屏风或者一个垫子，好练“穆勒”。那样就可以敞着窗户赤身练穆勒，而且对面的人也无法趁机跟着一起做了。
23、拜谒卡夫卡，难道还有比走在雨中的冷清与静谧更好的意境吗？
24、《致父亲的信》中被放大的俄狄浦斯情结：“不是俄狄浦斯情结导致神经症，而是神经症——那种已经屈从的，并且让人了解自己的屈从的欲望所致”，父亲无辜的肖像(因父亲的意志是由他之外的意志锻造，本质上是无辜的，他同样是受害者)被放大，卡夫卡反抗父亲的权力成为了更加荒谬的罪。现实的他要在他与父亲之间找到一条出路，于是“父-母-子”的三角关系转化成，如《判决》父-俄国朋友-子，《审判》法官-律师-被告，舅舅-律师-布洛克等等。甚至隐约透露着德国人-捷克人-犹太人的地理政治的三角关系：他们(犹太人)在布拉格被指责不是捷克人，在萨阿兹和埃格尔被指责不是德国人。(犹太人……)只要打算成为德国人便会遭到捷克人和德国人的两面夹击。
25、老城区广场是布拉格的心脏。从老城区广场西北角走出去，不到百米，另有一个小小的空旷处，名为“卡夫卡广场”——一八八三年七月三日，卡夫卡就在旁边一幢大楼的寓所里出生。如今，大楼一层有一房间被辟为“卡夫卡诞生地纪念馆”供游客参观，每位五十捷克克郎(约合人民币二十多元)。
26、我之所以对找到这个地点格外有兴趣，与自己的一篇文章有关。大约一九八四年，萧乾先生借我一本英文版的卡夫卡致费丽丝书信集，从中我第一次知道两人的故事，颇感好奇，还忍不住在笔记本上选译过几封，另写一篇短文《卡夫卡的情书》在《中国青年报》开设的个人专栏“人地书”中发表。这也是我最早写到卡夫卡。
27、也有论者认为，卡夫卡在《变形记》中运用的是一种变形的话语方式。它以不可思议的开头，把主人公和读者一起“抛入”一个变了形的审美语境，其叙事时间寓变化于简单、叙事体态采用复合式的双重视角、叙事语式多用虚拟语气和推测性的词汇。
28、从《地洞》的入口进入到《城堡》的旅馆，会发现“低垂着头”的守门人“肖像”，它们是《变形记》里穿裘皮的夫人，《判决》里的父亲，《审判》里的画室和画像，包括作品集里其它随处可见的部分。德勒兹和迦塔利在此解释成一种二元关系，两个等式(对偶)，通过“肖像—照片”与“音乐声”的表达形式，传达“低垂的头”与“抬起的头”的内容形式。结构上的对偶性成为卡夫卡文学空间里的一部分，引诱着读者对文本进行一种悖谬式的探索，即沿着文本的架构触及的是出口的不可能性。
29、在与儿童相关的单元，《城堡》第一章，低强度的K把脱离领土的家乡的钟楼移植到城堡的高塔上，让一切重新启动。如儿童不断在双亲身上另建领土(照片)——孤儿：一种简洁的矫饰，没有回忆，成年人被卷入一个童年单元，但不失为成年人，反之。与动物之变类似，两个遥远的片断之间的一次比邻性，此外还有场面的矫饰，《审判》里警察受到的惩罚时，正是发出孩子的尖叫；上流社会的矫饰，两位前来杀K的人彬彬有礼；矫饰的手法构成了卡夫卡作品精神分裂式的滑稽风格。
30、胡志明：《“变形”的美学——从〈变形记〉看卡夫卡小说的话语方式》，《山东师大学报》，2001第5期。
31、《变形计》就是这样的卡夫卡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一部寓言式小说，小说分为三部分：
32、早上醒来，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震惊、痛苦、无助统统袭来……《变形记》是一则荒诞的寓言，用夸张的情节表现残酷的现实。卡夫卡所创造的那只甲虫，象征着一种还未实现的极端可能，预兆着我们的未来。
33、在保险协会的办公室里，他人缘也很好。上司欣赏他的认真负责，同事们喜欢他的老实没心机。卡夫卡的朋友，哲学家韦尔奇笔下的他几乎没有缺点：
34、国内的一些研究者在论及作品的思想内涵时普遍认为，《变形记》以其独特的表现手法，深刻地揭示了20世纪人类的生活状态和人与人的关系，其主题是现代社会中人的孤独感和人的异化；小说“最早地运用表现主义手法表现了异化的悲剧”，“尖锐地接触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许多带本质性的问题”。叶廷芳在《荒诞文学的始作俑者》一文中提出，卡夫卡通过使主人公变形，就使小说中人物的真实感情暴露无遗。面对一只不能用语言表达情感的“虫”，人们无须用任何虚假的态度来掩盖自己内心的厌恶之感。甲虫使格里高尔从人的世界里分离出来，成为一个与任何动物没有本质差别的“非人”。因而当格里高尔不再具有使用价值后，家人对他厌恶之极，并且毫不掩饰这种情感，以至于竟将他的死，视作一种解脱，并有如释重负之感。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就被鲜明而强烈地揭示出来了。
35、与威舍堡名人墓地相比，这里多了肃穆，多了朴素，墓碑也以简单的石碑为主，远不像威舍堡名人墓地那样注重墓碑设计，更少有构思巧妙、雕刻细致、风格张扬的雕塑。但这里有更多的树，树干上长着更多的青苔；有更多的草，厚厚的草把墓碑后面的地盖得严严实实。一切显得收敛。一切与自然融为一体。
36、内容简介：《失踪者》是卡夫卡进入创作旺盛期后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像黑白纪录片的镜头，冷静又忠实地表现着那些真实而又久远的故事。主人公卡尔是个善良又普通的青年，出生在布拉格一个富有家庭，十六岁时被家中女仆引诱致其怀孕，被父亲逐去了美国。在美国，舅舅帮助卡尔进入上流社会，但在那个资本尤为狂乱的年代，卡尔经历种种窘境，人生每况愈下……
37、卡夫卡认为结婚会使他失去写作的自由，他曾写道：“为了我的写作我需要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而是像一个死人。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更酣的睡眠，即死亡，正如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
38、为什么特别提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在文论史上有过一次重大讨论，即究竟列夫·托尔斯泰是写实主义的最高峰，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争论结果是，绝大多数学者认同老陀，所以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意味着写实主义亦至绝顶，难再开新境。
39、崇庆余、姜建国：《〈变形记〉——现实主义杰作》，徐州师院学报， 1989第3期
40、“许多人认为卡夫卡是一位忧郁的怪人，一个除了做自己不喜欢的办公室工作之外一心扑在写作上的呆子，这样的想象滋生了很多关于卡夫卡本人的流言。”事实上卡夫卡热爱运动和健身，是个游泳健将，他喜欢旅行，爱好广泛，常去电影院看电影，还喜欢阅读科技新闻，尤其是航空类新知识。与许多艺术家不同，卡夫卡的生活习惯甚至极其健康，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喝咖啡也不喝茶。
41、卡夫卡的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
42、在老陀和老托手中，小说的审美被固化到写典型人物上，只有写出人物性格成长史，能契合时代，能展现生命的本质，才算优秀的创作。但严格来说，这种塑造往往以失败告终，特别是正面典型人物，由于附带时代、背景的东西太多，往往压倒了合理性，造成“现实主义的塌陷”。
43、《地洞》只有一个入口；小说中的动物顶多只想到了增加一个入口的可能性，一个只起监视作用的入口。不过，这全是陷阱，既是那一只动物设下的陷阱，也是卡夫卡本人设下的陷阱；整个地洞的描写全是为了哄过敌人。所以，从随便哪一头进入都行，因为没有一个入口比别的入口更重要，更优越，即使它几乎是一条死胡同，一条窄沟，一根虹管，等等。我们所要寻找的仅仅是我们进入的哪一头跟哪些端点相连，必须经过哪些交叉路口和走廊才能连通各个端点，这块根茎是怎样的一幅图样，假如我们从另一头进入，根茎会随即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设立多个入口，其用意只是为了把敌人挡在外面，也就是说，阻挡能指，防止对一部其实仅供实验的著作作出解读的尝试。
44、另一处捷克文化名人墓地位于布拉格西南近郊的威舍堡。威舍堡是布拉格最为古老的地区之斯美塔那的交响乐《我的祖国》的第一乐章，就是以“维舍堡”为题。穿过威舍堡古道，走进一片树林，再往前，圣彼得圣保罗教堂迎面矗立，教堂旁即是著名的捷克文化名人墓地。音乐家斯美塔那、德沃夏克，画家姆夏都安葬在此。前来拜谒的人不少，他们找着各自倾慕的名人，在墓碑前献一束花，摆几块石头。
45、胡志明在《父亲：剥去了圣衣的上帝》一文中认为，格里高尔的变形反映了卡夫卡的“父亲情结”，“格里高尔因父亲破产而承担起家庭的重任，当他想以变形的方式从儿子所必须承担的重任中解脱出来时，结果就遭到了父亲的严惩”。所以，格里高尔在被父亲的苹果砸伤后，“很快地领悟了父亲的‘如果他能懂得我们的意思’的言外之意，……坚定了‘消灭自己的决心’”。作品中父亲成了儿子的审判者，如同上帝是众生的主宰，卡夫卡在小说中赋予了一个平常的父亲以全能和全知的上帝的表征，“父亲/上帝”是卡夫卡郁结终生的“父亲情结”和“原罪感”。而这种情结的产生与犹太民族的宗教观念和卡夫卡个人的家庭生活有关，并凝结着卡夫卡对西方这个充满悖谬性的世界的深切的体会。
46、历史上有这么一群作家，他们想一把火烧掉自己的作品。卡夫卡可能是最出名的一个。他希望自己死后，好基友布洛德烧掉自己所有的作品，不管是文学创作，还是私人信件和涂鸦。结果，布洛德选择了做背叛好朋友的“罪人”，却成就了伟大的文学作品。
47、巧的是，十天之后，当我在瑞士日内瓦逛逛周六旧书摊时，一眼就看到了一本法文版的卡夫卡致费丽丝的情书集。赶紧为这本书拍照，与布拉格拍摄的第一张雕塑照片，正好形成一个有意思的衔接。
48、卡夫卡的小说有明显的寓言特色，他不造境，不细描，所以无废笔，不累赘。
49、感谢布拉格人的精明与细致。一幅绘制明确而简洁的《卡夫卡的布拉格》地图，让我在追寻“布拉格之春”的历史遗迹之外，又多了一个可以细细追寻的历史人物，一个星期的古城漫步，从而更为充实。
50、卡夫卡的性格也并不孤僻，他朋友不少，而且在朋友面前，他也能谈笑风生，敞开心扉。其中有一位密友是非常特殊的，他不但是卡夫卡从大学就在一起的知心朋友，两人还时常结伴出行，交流文学观点，互相朗读分享自己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他“违背”了卡夫卡的遗嘱，将卡夫卡希望烧毁的手稿付梓出版，卡夫卡的许多名作都在其中。这位好友便是《卡夫卡传》的作者马克斯·布罗德。如果没有他，读者不会看到这些经典之作，恐怕卡夫卡本人也无法位列文学大师之席。布罗德在1966年出版的作品《布拉格的圈子》中讲到了包括卡夫卡和自己在内的，由一批优秀的文学家、哲学家、音乐家等组成了艺术圈。
51、卡夫卡已是布拉格的骄傲，在世俗化之后走进人们视野，为曾经排斥他的这座城市聪明地接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