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资料简介

1、巴金一直以来被人称为“世纪老人”，巴金出生于公元190是我国四川成都人，原名为李尧棠，是中国五四运动之后一位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作家。

2、对于巴金游览松江的这段往事，罗洪曾在《新民晚报》撰文，讲述了当时的一些细节：(巴金的资料简介)。

3、巴金1935年旅日时，恰好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访问日本，日本报刊连篇累牍地宣传，相信巴金对于东北问题不能不关注。现实生活中，他的一位朋友与大连发生了关系，在晚年写回忆录时，巴金特别提到：“一个姓袁的给关了半个月，放出来，他马上要回国，(日本的)警察署怀疑起来就把他‘驱逐出境’。后来听他说，他坐船到天津，一路上都有人押送。船停在一个城市，他就给带到监牢里囚禁。

4、　　“我自己最亲爱的朋友，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在《怀念萧珊》中，巴金这样形容妻子萧珊。其实，萧珊不仅作为巴金一生的爱人被人们熟知，更是一个思想进步的现代女性，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8日，正是萧珊百岁诞辰，巴金故居以纪念展的方式，首次展出了多件萧珊的翻译作品手稿，以及珍贵影像资料，展现了那位美丽端庄，又追求进步的“女主人”的多彩灵魂。此次展览将持续2个月，并免费向公众开放。

5、巴金把他们看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钦佩他们“有骨气”，表示他们是不能被遗忘的“炎黄子孙”。是啊，“要是没有这一点骨气，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的祖宗？”毕竟是知识分子，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传统。

6、关于北影厂阙文执导的《寒夜》。1984年12月，北京电影制片厂推出了阙文执导，阙文、林洪桐编剧，许还山、潘虹主演的电影《寒夜》。巴金在与孙道临的对谈中提到，“阙文他们拍电影，到医院去看我，我又谈过一次”。为了更好地拍摄《寒夜》，导演阙文特意去医院拜访过巴金两次。1982年12月12日下午，阙文与北影当时主管创作的副厂长武兆堤、《寒夜》的责任编辑王陶瑞到华东医院拜访巴金，巴金谈到，“电影改编是再创作。改编者有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和处理。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改变嘛，我不干涉”。1983年3月26日下午，阙文带着主演再次看望巴金，巴金在这次谈话中对《寒夜》的创作意图以及汪文宣、曾树生的形象作了细致讲解。另外，巴金在访谈中提到的关于《寒夜》的两篇文章，一是1962年6月出版的《作品》新第一卷第六期合刊“作家书简”栏刊发的《谈〈寒夜〉——谈自己的创作》，二是1981年2月24日香港《文汇报》发表的《关于〈寒夜〉》。

7、1920年代的佘山风光图(上海天文博物馆展出)

8、他怀着这份深厚的感情，写下了反抗黑暗势力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1929年第一次以“巴金”的笔名在《小说月报》发表，引起文坛内外的普遍关注。

9、第十二章：1937年-1949年的文学创作(巴金的资料简介)。

10、他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和国际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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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66年8月，中国作协上海分会贴出攻击巴金的大字报，不久巴金即遭批判，被关进“牛棚”。1967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巴金被点名批判。随后在上海奉贤县“五七干校”劳动两年半。

13、这时他们的生活过得还算平静，经济来源似乎主要靠巴金在开明书店的版税收入，他的一些主要作品都交给了开明。在那些日子里，物价一天一个样子，甚至一天早晚也是不同的。书店的版税隔一段时间付一次，还是期票。

14、这部作品又一次体现了巴金创作的特色，把家庭当作社会的缩影来描写以家庭生活画面来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变幻。除此之外巴金在《某夫妇》、《猪与鸡》、《团圆》等短篇小说中也有对这一题材的优秀运用。

15、巴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著名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

16、我确实相信，要真正了解一位作家，最好的办法是去读他的作品，尽可能全面完整地读。

17、巴金1904年11月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五四运动后，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他个人的反封建斗争。1923年巴金离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

18、原名容鼎昌，山东益都人。曾做过记者、编辑、编剧。1940年代开始散文创作，并熟于版本目录之学。结集出版有《锦帆集》《锦帆集外》《旧戏新谈》《过去的足迹》《榆下说书》《榆下杂说》《银鱼集》《翠墨集》《珠还记幸》《清代版刻一隅》等三十余种，辑有《黄裳文集》六卷，译有《猎人日记》等。

19、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编的内部刊物《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1985年第五期的作家访问栏，刊有《巴金和孙道临谈〈寒夜〉》，署名雯佳，不见于已出的巴金研究资料。谢文芬回忆道：

20、金仲华长女金立勤对家里聚会曾有过这样的描述：“当时大批进步的文化人士聚集香港，我父亲的朋友特别多”，“我记忆中最热闹的一次是一九四一年三月十日邹韬奋伯伯从重庆脱险到香港，我家设宴请了《星岛日报》的羊枣、郁风、恽逸群、张光宇，《世界知识》的张仲实、张明养、胡仲持、郑森禹，还有保卫中国同盟的廖梦醒等。从下午开始，他们互相道别后的情况、交换对时局对香港状况的看法，……大家兴致盎然，谈笑风生；我虽然不懂，却坐在一旁听着。到了晚餐时候，我的祖母可是烧菜能手，当时就摆出一桌可口的家乡菜肴，……后来才知道像这样的聚会十天半月就有一次，大多在我家。”不仅巴金经常去金仲华家，金仲华也时常会去巴金家里。李济深在《忆金仲华二三事》中写道：“一次在一个有关的小型会上，他讲到外国文学时，十分赞赏英国作家奥斯丁名著《傲慢与偏见》的行文与刻画人物，更让我钦佩他的外文素养与学识之渊博。之后，偶在巴金客厅里意外相逢过二三次……”

21、手札涉及的内容既有创作编译、人际交往、社会活动等方方面面，还有大量的日常生活细节。比如，臧克家1977年10月12日致巴金信中，谈到巴金在1977年10月赴京瞻仰毛泽东遗容期间与朋友严文井、卞之琳、沙汀等的会面情况。巴金1976年8月6日致李健吾信，则是唐山地震后互报平安、互通近况的信。

22、杨绛的《小癞子》初版印3000册，两年后已经一册难求了。在傅雷的建议下，平明社重新排版重印，于1953年10月出了重排一版，印4000册；1954年5月又印重排第二版，增印2000册。傅雷对杨氏姐妹的译笔很是推崇，也曾感叹自己的文字“太死板”，不如杨氏姐妹那么灵活：“这几日开始看服尔德的作品，他的故事性不强，全靠文章内若有若无的讽喻。我看了真是栗栗危惧，觉得没能力表达出来。那种风格最好要必姨、钱伯母那一套。我的文字太死板太‘实’，不够俏皮，不够轻灵。”傅雷曾对杨绛说过“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看来他是真心喜欢杨氏姐妹的译文。

23、三十一年前上海解放的那一天下午，我陪他到文化生活出版社去看有没有受到什么损失，然后就走到大马路上去看解放军入城；后来，又到过山东、苏北的老根据地进行慰问；1952年，他从朝鲜前方回国度假，萧珊从上海赶到北京去看他。在这几次不同场合我都留心观察过他，发现他开始变了，话开始多起来，有时会唠叨地反复地说着什么，就像一个大孩子似地。这段时期他写了不少散文，歌颂伟大的祖国、歌颂志愿军英雄……他的感情是真诚的。他在《爝火集》的序里在提到这些文字时表示了他的信心：“我至少比有些人更爱我们的时代，更爱我们的生活，更爱我们的国家。”这是他1978年底说的话，是经过了严峻的锻炼、考验以后说的，也是合乎事实的。

24、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深入到工厂、农村和革命老区体验生活，两次到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创作了大量的报告特写、散文随笔，出版了反映朝鲜战争的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李大海》等。

25、有时候太阳躲进云里。阳光透过云缝直射到水面上，很难分辨出哪里是水，哪里是天，只看见一片灿烂的亮光。

26、早春时节，三个年轻人遨游于九峰三泖，漫步在佘山的茂林修竹间，游目骋怀，畅叙幽情，兴尽而返，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

27、他先后创作了《灭亡》、《新生》、“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火》、《憩园》、《寒夜》、《第四病室》等长篇、中篇小说以及为数众多的短篇小说、散文、报告特写、游记、童话等等。

28、1962年8月，率团参加了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以后又多次去日本访问。

29、在这期间，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托尔斯泰的《丹东之死》、高尔基的《草原的故事》等大量外国文学、思想文化作品；随后，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文学创作之中，写下了长篇小说《家》、《春》、“爱情的三部曲”、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出版了《复仇集》、《光明》等多部短篇小说集。

30、《家》对中国封建专制家庭罪恶的强烈控诉与反抗，曾经引起无数青年的共鸣，激励他们走出封建牢笼，参加革命和社会进步运动。

31、　　最后，巴金故居还展出了萧珊当年使用的上海公交月票、手包、穿过的外套、“上海”牌手表、帮助巴金批复读者来信的信封以及病后申请医疗费用的报告，使市民更能接触到一个真实立体、充满感情的萧珊。　　据悉，开展这天巴金故居特制系列纪念品，市民当天到馆参观即可获得限量版纪念门票，参加活动可获得纪念明信片，多媒体室也播放短片《怀念萧珊》。本次展览将持续数月。

32、这是后来冯雪峰等人神话的结果，鲁迅给延安拍电报、送火腿之类，可能都非鲁迅创意。鲁迅加入左联，一是他晚年确实倾向革命，二是被创造社围剿，自己有危机感，怕成为落伍者，成为局外人，三是左联名义上奉他为盟主。鲁迅与左联产生过许多摩擦，鲁迅对只谈革命的文学不太认可，他坚决拉郁达夫入左联，但郁还是被开除，郁也发声明说主动离开左联。

33、1985年获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名誉院士称号，

34、1984年初，我们收到高雄听众来信，说听了对台广播的长篇小说《家》十分喜欢，希望重播……3月14号，在医院见到了巴老……我还征求了巴老对我们组录《寒夜》的意见，巴老主张由孙道临录音……同年12月19日，孙道临同志和我们一起第二次采访了巴老。他们交谈了《寒夜》的创作以及对这部作品的理解和对多个人物的认识……1985年2月16号第三次见到巴老，我们带去部分录音，巴老十分称赞孙道临的录音……

35、1958年至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十四卷《巴金文集》，这是他解放前创作成就的结晶。

36、傅雷与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的合作是比较愉快的，这基于作为文化人的巴金对文人个性、习惯的尊重，他放手让傅雷按照自己的标准、个性去译书和处理稿件，从排版、校对到装帧设计，作者都享有极大的权力和自由。这一点，傅雷跟朋友们提起甚至不无得意，他说是“为所欲为”：“问题到了我的‘行内’，自不免指手画脚，吹毛求疵。好在我老脾气你全知道，决不嗔怪我故意挑眼儿。——在这方面我是国内最严格的作译者。一本书从发排到封面设计到封面颜色，无不由我亲自决定。五四年以前大部分书均由巴金办的‘平明’出版，我可为所欲为。后来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就鞭长莫及，只好对自己的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傅雷说，他在装帧、版式乃至书的校对上的讲究，“我是国内最严格的作译者”，此言不虚。他有一封信中谈到工作状况：“这一年来从头至尾只零零星星有点儿休息，工作之忙之紧张，可说平生未有。……除重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外，同时做校对工作，而校对时又须改文章，挑旧字(不光是坏字。故印刷所被我搞得头疼之极！)，初二三四校，连梅馥也跟着做书记生，常常整个星期日都没歇。这一下我需要透一口气了。但第三四册的校对工作仍须继续。至此为止，每部稿子，从发排到装订，没有一件事不是我亲自经手的。印封面时(封面的设计当然归我负责)还得跑印刷所看颜色，一忽儿嫌太深，一忽儿嫌太浅，同工友们商量。” 

37、霞飞坊的房子的开间不大，三楼临窗放着一只书桌，铁床放在后侧的角落里，其余的空隙全部被装玻璃橱门的书架占去。书架布置得曲曲折折，中间留有可以侧身走过的通路，就像苏州花园石假山中间的小径似的。书架里绝大部分是外文书。二楼的一间是朋友让出来的，是吃饭、会客的地方。